北京小痞子

皮头天晚上让思明天带上游泳的东西，结果第二天，思忘了。皮很愤怒：

“看来以后我所有话都要说三遍，不然你记不住。”

过了一会儿，皮说：

“明天记得帮我带充电器！明天记得帮我带充电器！明天记得帮我带充电器！”

思嬉皮笑脸的答道：“你是装连弩了么。”

我昨晚梦见自己一直在换牙。

我们好几个人从一个饭馆吃完饭出来，我几乎每一个牙根儿上都有两颗牙，旧的还没掉，新的就长出来了。自己满嘴都是牙，连放舌头的地方都快没有了。我边走边用舌头舔自己的牙，于是旧的一颗接一颗的脱落，我捧在手里，渐渐地都快捧不住了。我想我要把这写牙都保存好。那些牙很奇怪，每一个颗都跟荔枝核长的一样。

2岁

5岁生日

91年六一，入队留念

首先，我从芝麻蕉变身成红苹果之后，就整日忙着照镜子，顾不上写博客了。

其次，明天是我天天哥哥大婚的日子，我作为门口负责签到及收红包的礼仪小姐为此已经精心准备并激动良久了。又是置衣又是美肤，今天还特意花血本美了个水晶甲。我头一次美水晶甲，中间的流程一窍不通，每一步对我来说都充满好奇。我不断地问着给我美甲的小姑娘，这瓶儿里装的是什么，现在涂得这个又是什么。一会儿又指指点点的说你看这个地方太宽了，人家说别着急一会儿还得夹呢。最神奇的环节是，在铺完所有的水晶粉后会用一个锉在指甲上一通狂锉，锉到每一个指甲都变成磨砂效果，原本闪亮的香槟色两片完全失去光泽，我心里这叫一个担心啊。之后，美甲的小姑娘用一个像亮油一样的白色液体涂在每一个指甲上，瞬间，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十指熠熠生辉。

第三，婚礼实在是一个太麻烦的事情了。繁琐如我，作为嘉宾还得瑟成这样，等成为当事人的那一天，估计会天翻地覆。

第四，我昨晚睡的很早，后果很严重。凌晨四点的时候我起来嘘嘘，之后做了噩梦。我梦见我参加soa的MFE考试，是机考，第一题我就不会做，连题都看不懂。我告诉自己要冷静，soa的出题顺序向来不是从易到难，后面的也许越来越简单。还没做两道题的功夫，考试被中止了，我们被带到另外一间屋子等着，我等啊等，等了很久，也不见考试恢复，屋子里的其他人有的开始换衣服，有的开始盘头，有的开始化妆，我自言自语的说考试怎么还不开始呀，屋子里那些正在打扮的人立刻七嘴八舌的告诉我早开始了呀，我们不是考试的，是在这等着参加婚礼的（我大概想参加婚礼想的魔杖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撒腿就往外跑，一边跑一边哭，等我跑进考场的时候，考试正好结束，每一个考完的考生都会从监考老师那里领到一本这两天考试的答案，我也哭着去领了一本。然后我就醒了，意识到这仅仅是一个梦，我在半个多月前已经安稳的参加完了这个考试，虽然尚未出成绩，但至少，不会落得一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惨状。

最后，我还没有适应我的新指甲，因为很长所以打字很不方便，于是我打算就此结束此篇博客。

1 自从上周我去找名医对我的小脸儿大动干戈之后，我就跟芝麻蕉长得一样了。于是我多么希望北京可以继续之前的狂风和寒冷啊，这样我戴着口罩帽子大墨镜出门的时候就不会显得突兀了。这下儿可好了，人们在和煦春风中争相展露胳膊大腿的时候，只有我，一副lady gaga状的埋头苦走。

2 我休了一个漫长的假，不是结婚不是生孩子，也没有出去玩儿。就是偶尔打扮成ladygaga出门儿吓人或者宅在家里苦读。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考前复习，甚至习惯到迷信。现在终于体会到bt以前说他是没有五一的，因为所有soa的春季考试都安排在五一之后没几天。

3 我已经在家宅了两天了，对很多人来说小菜一碟儿，但是对我这种人来说已经快到极限了。我爸妈临去姥姥家前给我留了混沌皮儿和活好的馅儿让我包混沌吃。我爸还对我是否会这项工作竭尽所能的怀疑了一番，我不屑一顾的把他赶出家门。结果中午上来第一个就包错了。所以说，再简单的事情光凭想象都是没用的。就像我妈曾对我爸夸下海口，说自己会搅甜汤。可昨天中午我爸没在家，她对着一盆面糊犹豫哆嗦试探了半天，愣是没敢下锅。所有的细枝末节，都只有亲自做过了才能体会。

4 因为之前看过一个珊珊跟她老公演相亲的dv，于是昨晚心血来潮，非要跟思思演两口子离婚。结果还没演到第三句，我就因为他的一句“你将来还会结婚么”心生伤感，差点哭出来。NG之后没说几句，在思思的故意营造气氛下我索性开始嚎啕大哭，泣不成声地说要不咱们别离婚了。我完全不知道，这是说明我演技太好了，还是实在太废物了。。。

其实尹哥哥这个名字，不是我起的。是我们高中同班的一个女孩儿，杉娃起的。高中毕业之后，她得知我和尹哥哥在大学里可以继续做同班同学，便用她温柔如水的声音笑咪咪的对我说，唔，替我问尹哥哥好。于是，他就成了我们谈话中的尹哥哥，而且我们每次都故意阴阳怪气的装出娇滴滴的声音。可事实上，我们从不敢当着他的面这样叫，因为被严厉制止过。所以每次见面，都只是粗声粗气干脆利落的喊一句，尹照原。

细想一下，我和这个胖胖的好脾气的尹哥哥，竟一口气做了七年的同班同学。而真正像兄弟一样熟络，大概是从大学开始的吧。刚上大学，现实与想象的巨大落差让我倍感失意，再加之整日混在CAPU，和大学同学的关系就更显生分。所以有个什么上课作业考试之类的事情，就都去问尹哥哥。后来索性连自习吃饭也经常叫上他。而且我总觉得，从北大附毕业的孩子，是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尹哥哥是个很内秀的人，他身上所蕴含的那种书香门第的气质，以及睿智的思想和谈吐，让我在大学校园里觉得格外亲切美好。

记得04年夏天欧洲杯正如火如荼，我们学校破天慌的每晚把阶梯教室打开，用大屏幕现场直播球赛。有好几个夜晚，我都约着尹哥哥一起去看球。我会先让他跟我一起去南门外的小超市买两个西红柿，再买两袋乐事原味薯片，买的时候他总是说他不吃，一旦球赛开始，他吃的兴致则一点儿也不比我小。而且我每次看球还会带一个绿色的抱枕，他第一次看见我带的时候狠狠嘲笑奚落了我一番，但当中场休息他看见我搂着抱枕趴在桌上闭目养神的时候，非常严肃的表达了对我先见之明的敬仰。这样一来二去看了几场球之后，有一天傍晚我又给他发短信，问他晚上去看球么，他说不去了。我说为什么呀，这场这么好看。他吞吞吐吐了半天，终于道出原委。原来我们班男生看见我们俩晚上老去看球，便开始八卦。用尹哥哥的话说，这样影响不好。我对着短信狂笑了十分钟，随之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尹哥哥终于耐不住我的软硬兼施，又跟我去看了一场。

临近毕业的时候，有一天跟尹哥哥吃饭，他心血来潮总结了一下我大学四年的心理曲线：
大一的时候，觉得教师这个职业很适合自己并且希望将来能当个好老师。
大二的时候，昏天黑地的骑车完全没有人生目标。
大三的时候，大三的时候你在干吗？姑且也算作骑车阶段。 （那好，我来自己总结一下大三，套用范柳原的一句话，那个时候我们都忙着谈恋爱了， 哪还有时间恋爱。）
大四的时候，第一学期雄心勃勃一门心思的要考研并且真的很认真的学习了一段时间。
                     第二学期又突然很严肃地说觉得教师这个职业并不适合自己。
总结完他就彻底崩溃了。
是，这就是朝三暮四水性杨花的我，和一针见血言简意赅的尹哥哥。大三是我最昏天暗地的一段日子，所以那年冬天，我翘课去上海找杉娃玩儿了几天。临走之前只对尹哥哥说了一声。没想到尹哥哥特意给杉娃发短信，对她说我看起来好像心情不好，嘱她好好陪我照顾我。这件事，是多年以后我们仨再聚首时尹哥哥无意说起的。他说的轻描淡写，我则听得刻骨铭心。

毕业后的生活我们联系渐少，除了电脑罢工的时候还要有劳尹哥哥大驾，其他的时候我上我的班儿，他则继续在求学之路上孜孜不倦勇攀高峰。而今大婚在即，我只有借这零零碎碎的美好记忆表达我真挚的祝福，祝他和晓蔚成为彼此的橡树与木棉，相携相依，不离不弃。
Enjoy life。

乐死我了！

（转载自《博览群书》09年10月号，题为《好“吃”字儿的北京话》）

您注意过没有？北京人把“西红柿”叫做“凶事”，或者“星势”。
“喂，侯大妈，干嘛去您哪？”
“哟，他齐婶儿呀？这不，我买点凶事去！晌午要吃凶事鸡蛋面。”
“噢，您买星势去啊？您瞅我这刚买了一大堆，您早言语一声，我给您顺便带回来不就齐了？您瞅这星势，个顶个小包子似的，多俊哪！”
 
听出来了吧？西红柿还没做成鸡蛋面呢，就已经被吃了一大口。被吃的部分并不一定是个完整的字，更多的可能是某一字的韵母和另一个字的声母。被破坏掉的家庭再重新组合，就形成了一种新的音节。例如“西红柿”，“西”的韵母吃不吃掉没关系，但要把“红”的声母吃掉，这样一组合，就出来了“凶”，但声调却由“西”来决定，“红”没有发言权，仿佛孩子要随父亲的姓一般。如果把“红”的韵母也吃掉一点，就剩下一个后鼻音，那就出来了“星”。北京人从小就习惯了这种“多吃多占”，千万不要以为北京人的普通话是最好的。上小学的时候，他们看见课本中的“西红柿”，还会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那是“识文断字”的需要；等到一长大，他们看见“西红柿”的时候，不再是三个字，而是一个完整的词儿，这个词儿的发音也是现成的，凶事，或者星势。这时候，就进化到“吃文断字”的阶段啦。
 
您学会了怎么吃“西红柿”之后，基本可以举一反三。比如涮羊肉，就叫“霜肉”；花生豆，就叫“欢豆”；口香糖，就叫“烤恩糖”；摄像头，就叫“上头”；洗衣粉，就叫“洗粉”；北京大学，就叫“本大学”；您家电话如果是82924171，就可以说成是“班儿，卷儿，消，敲”……
 
所以不论您的普通话多么好，只要不懂“吃文”的秘诀，一到北京，就被发现是外地人。而且您的普通话越好，您就越进入不了北京人民的圈子。当年台湾要派几个特务来炸天安门，知道他们的港台式国语不正规，就命他们每天跟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刻苦学习了一年多的普通话，几乎达到夏青、方明的水平了，然后空投到北京郊区。不料刚进永定门，就被逮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问路时，问的是：“天、安、门，怎么走？”而北京人从来不说“天安门”，北京人把“天安门”叫“天门”！您要是自作聪明以此类推，准以为北京人把“地安门”叫“地门”吧？错啦，“地安门”不叫“地门”，而叫“电门”！您跟着电台学，哪天才能学到这么高的水平啊？就算您天安门、地安门都学会了，那个“怎么走”也必定露馅，因为北京人说“怎么”的时候，那个“么”只做一个口型，很像广东话里“五”的发音，相当于“怎”字发出之后，闭嘴呼气，摆一个面部pose，显得潇洒、有范儿。特务要是能学到这个程度，就不吃特务那碗饭了，改行当语言学家啦。
 
北京人说话，注重的是整个句子的音乐性，注重的是音节的起伏、平仄、变化，为此就要调整句中字词的具体发音，有时甚至要牺牲一些音节。这本来是文化中心地区的高级语言现象，说话的意义超越了一般的“传递信息”，进入了“艺术表现”。所以用北京话写的小说，语言精彩，适合朗诵，传播范围最广，北京人也每每以此自豪。但万事万物都过犹不及，北京人在自己的圈子里约定俗成，不会误解彼此的语意，一旦与外地人口头交流，则容易造成信息传递障碍。除了抓间谍抓逃犯这种场合，只会增加与外地同胞之间的隔阂。特别是很多公交车的售票员，按照北京人的习惯报站名，外地人往往听不懂，意见很大。这是严重影响首都形象的问题之一，而我发现，多年来没有一位北京市领导注意过这个问题，大概他们从来不乘坐公交车或者大多不是北京人吧。奥运会期间，很多外地人和外国朋友问路，热情的北京市民指点得很详细，可人家经常听不懂，反而是很多大学生志愿者中的外地人，表达得更清楚。
 
举几个北京售票员报站的例子。比如“广安门”叫“关门”，“玉渊潭”叫“冤潭”，多么顺溜！“白石桥”叫“白r桥儿”，“灯市口”叫“灯r口儿”，中间那个“石”和“市”只摆一个卷舌的舌位，但不发出声来，多么优雅！“八王坟”，叫做“邦坟儿”，八王联合成立了一个邦，坟里还生出个儿子来，外地人真是听不懂啊、那叫一个自卑啊，学了二十年普通话，看了三十年的央视，还是没文化呀。
 
北京话词汇的重音一般在最后那个字上，讲究的是尾韵悠扬，为了突出这个尾韵，前边就要弱化，甚至尾部也要改造。普通话中的“小营”如果儿化，应该是“小营儿”，可北京人却叫“小爷儿”。北京人有时候把“小姨”都叫“小爷儿”，过分贪图省事，多发个鼻音都不肯。改革开放以来，这个趋势更加明显。老北京人说“醋皮儿”和“醋瓶儿”还是有区别的，而现在北京胡同里的孩子，“瓶”和“皮”经过儿化以后的发音居然是一样的了。很多语言学家虽然注意到了这个语音问题，写了若干论文，画了若干曲线，统计了若干数字，但因为专业划分太狭窄，不能打通语音和语意，不能从文化上加以阐释，科研成果也就不可能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具体方针政策也。北大林焘和沈炯教授的《北京话儿化韵的语音分歧》（《中国语文》1995年第三期）是一篇很好的参考论文，经过北大中文系对北京市25个点，449人的调查分析，80%的北京人对“把儿”和“瓣儿”的发音是一样的，“小褂儿”和“小罐儿”的发音也是一样的。还有很多人把“小车儿”说成“小吃儿”，“娘儿俩”说成“泥儿俩”，把“跳绳儿”说成“跳神儿”，这样说的本来多是文化低的普通市民，但近年来很多缺乏语言学知识的文化名人也这样说，企图表示自己是正宗的北京人，因此颇有扩大化的趋向也。
 
有的语言学家说，北京人把太阳叫“老爷儿”，是为了表示对太阳的崇拜，像尊重爷爷一样尊重太阳，这恐怕是望文生义的鲁莽推理。其实北京人说的是“老阳儿”，表示亲切随便而已，至今一些郊区的老人还这么叫。但由于贪图发音省事，逐渐把韵腹a给省略掉了，就变成了“爷儿”的音。这么发音，北京人自己觉得很俏皮，很机灵，而外地人听起来，未免感觉有些轻佻，有些夜郎自大。更主要的，是信息无法沟通。比如一个外地人要到“霍营”去，售票员报出“火爷儿”时，乘客怎么能知道这就是自己要到达的那一站呢？
 
所以孔和尚曾经说，全国省会以上的大城市中，报站最好的是广州，最差的是北京。广州人知道自己普通话不好，所以非常认真，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下一见，系广究火切见啦。”即使发音差到这种地步，你仍然明白到了什么站。北京人绝大多数都认为自己天生说的就是“标准普通话”，所以最不认真。有一条公交线路上有三个站：竹园、菊园、植物园，北京的售票员报出来都差不多是“竹园儿到啦”，要说差别，用北京话讲，仔细听也略微有那么“一星半点儿的”，但外地乘客十有八九要“崴泥”。这种“报站文化”，能听懂的承认那是俏皮的艺术，听不懂的感觉那就是嘴里含着个鞋垫儿，想吐又吐不出来，难受死了。
 
有一次我去北京音乐厅，上车后就问年青的女售票员该到哪站下。售票员扬起秀气的面孔，清脆地说：“就到稀了糊通。”我奇怪地问：“到哪儿？”她说：“稀了糊通！”我追问：“麻烦您再说一遍，什么站？”她睁着水灵灵的大眼睛，奇怪地看着我：“就到稀了糊通啊！”我不好意思再问了，开动俺这北大博士的脑袋，把脑浆子晃了七八个周天，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她说的是“西绒线胡同东”！天哪，把“毛主席”说成“毛r席”，把“孙悟空”说成“松空”，这都可以理解，好家伙，您把“西绒线胡同东”六个字愣给合并成“稀了糊通”，这是得多少语言学家联合攻关才能解决的高科技难题啊。
 
既然话说到这儿，孔和尚顺便给外地朋友再提供若干北京话的常用站名儿吧。西二旗——线儿旗，西三旗——仙旗，珠市口——珠儿口儿，体育大学——颓大学，清华西门——蛆娃修门，永安里——冤里，平安里——骈里，大望路——肚昂路，大北窑——大比獒，木樨地——墓地，五棵松——武松，圆明园——圆蜜庵儿，动物园——动员儿，蓝旗营——兰情儿，长安街——馋街，南长街——南城斤儿，北小街——表鸡儿……以上仅是孔和尚经常去的并且当场认真记录的，此外还有很多，您就举一反八，活学活用吧。
 
语言交际实践中，适当的“吃文断字”是合理的，普通话和其他方言都存在这种现象。例如巴蜀方言把“作啥子”急读就成了“zua子”，东北方言把“干啥去”急读就成了“尬蛤气”，港台国语把“这样子”急读成“酱紫”。台湾把某个粗口词，音转成“哇塞”，北京话把“丫头养的”简化成“丫挺的”再简化成“丫的”和“丫”，淡化了不文明的意味。只要不影响信息传递，都应顺其自然。但孔和尚既然居住在据说很伟大的北京，就希望北京人带头说一口标准的、全国人民都听得懂的普通话，不要自以为天生标准，实际上人家听了很侉，结果搞得彼此都“稀了糊通”，隔阂越来越深，那可就早晚要出“凶事”了。

昨天晚上我给我爸讲，波兰在经历了如此惨痛的教训后，才学会了联合利华一个小小跨国公司的招数，就是所有高层出门时不能同乘一架飞机。我爸立刻宣布：

以后咱仨出门的时候也不能同乘一辆公共汽车，你坐第一辆，你妈坐第二辆，我坐第三辆。

同时扭过头对我妈说：以后你跟我出门的时候，不能跟我并排走，要走我后面。

这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六点。我带着小白和3G网卡，重新回到医院。

有了头一晚的折腾垫底儿，这一晚我妈的表现，简直可以发一朵小红花。她为了夜里的睡意能够更浓郁一些，白天一直没敢午睡，始终强打精神跟我老姨天南海北的聊各种八卦。所以这一宿，她除了一点多的时候醒来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之外，大部分时间还都算睡得安稳。

我在两杯咖啡的助阵下，在她睡着的时候，靠跟美国的杉娃聊天和玩儿各种游戏维持精神。但是杉娃聊天聊的很不敬业，我的连连看都玩儿死好几牌儿了，她说了也没有三句话。我把电脑里那些早已被我通关的游戏又从头玩儿了一遍，让我郁闷的是，我一点都不觉得他们熟悉，陌生到依然每过一关都要重复好几遍。。。

我妈由于这些天水米都不能进，靠输一种像牛奶一样的白色液体维持体力，每天输超大的一袋儿，从上午一直输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那天思思看见了，问这是什么，我随口说牛奶，于是他就信了。从此对牛奶越发畏惧有加。

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我妈身上的最后一个管子胸管也被拔掉了。她的左臂终于不再处于半瘫痪状态，可以想缕头发缕头发，想挠耳朵挠耳朵了。也终于不会再因为咳嗽而疼得不敢喘气。 精神状态也随之恢复，早上我给她听我mp3里的老歌，她还跟着连哼带唱了半天。精神饱满之后，她对我们这些陪护人员的要求也开始逐渐严格。我爸下午去医院给她送小米粥，由于进门后没有立刻盛粥给她吃而是先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喝，直接被我妈strike one了。

昨天，在换了最后一次药之后，我妈昂首挺胸的走出医院，回到了阔别一周的家。

这一个礼拜，由于我跟我爸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医院，即使回到家也是匆匆补觉，使本来就因没有暖气而冰冷的屋子显得愈发冷清。那两个我爸陪床我独自在家的夜晚，我都是整宿开着台灯睡觉的。不是因为害怕，而是觉得孤单，心里空荡荡的没有着落。我记得小时候我偶尔会对着妈妈叫爸爸或者对着爸爸叫妈妈，然后我妈就对我说，这说明对每个孩子来说，爸爸妈妈是缺一不可的。是，即使如今已长大成人的我，在家里只有我跟爸爸或我跟妈妈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没意思许多。虽然我会抱怨他们电视开的太大声，或者嫌他们总是批评我鞋没放好袜子没有洗，但是我依然热爱着这份热闹喧嚣的生活。这才是家，有电视的声音，有争吵有玩笑，有锅碗瓢盆的碰撞和流水哗哗。

等待，漫长的等待。。。

其实手术的时间很短，也就不到半个小时，但是前戏和收尾工作比较繁琐，再加之我妈血压高，所以从推进手术室开始麻醉到慢慢苏醒推出手术室大概三个小时。现在回想起手术那一天，依然觉得很恍惚，那些时间过得即焦灼又不知所措。

任何手术，对任何人，都是损伤元气的。我看着她花白的头发，微闭的眼睛，因为插着胃管而粗重的喘息声，还有那具深沉不受自己的控制的肉身，纵使手术的大功告成，也无法使我有太多的喜悦。她昨天，甚至三个小时前，还满面红光谈笑风生呢，此时此刻的样子，却如此狼狈和让人揪心。

手术后的当晚，我爸留下来陪床，因为麻醉没有完全苏醒，身体的疼痛和不适感还并不强烈，所以还算顺利。第二晚最难熬，身体里所有的神经都苏醒了，每一个细胞都在呻吟和抗议。那些平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统统因为身体的不适被放大了。健康的时候，觉得左耳朵痒痒，自然而然的就会抬起左手挠挠；或者睡觉的时候觉得枕头没摆好，也会下意识的调整一下。但是对一个患者来说，这一切，都变成了翻山越岭的大问题。所以我妈几乎每隔一分钟就会召唤我一次，枕头高了不行，矮了也不行。被子盖多了不行，盖少了也不行。左肋下因为打了眼儿插了肺管，导致左臂行动非常迟缓，并且放在什么位置都不舒服。而且我妈平时是个热爱运动闲不住的人，一天24小时的躺在床上。对她来说比干活还累。所以那一晚，她几乎无法入睡，因为始终找不到一个舒服一点的姿势，好容易有的时候刚要睡着，又因为要咳嗽吐痰不得不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坐起来。之后，一切又要重新来过。也就是在那一晚，她告诉我，这个要比分娩更痛苦。

总算熬到了天亮，窗外微薄的黎明之光，对一个病人来说，也许更显珍贵。老姨来接班儿，我则回家补觉。